本文原载于《环球科学》

撰文 莉齐·布肯（Lizzie Buchen）

翻译 郭凯声

2012年夏初，一则政治广告风靡全美。广告的开头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一群无精打采的支持者发表演讲。突然，屏幕变暗，小调和弦的背景音乐迅速响起，诸如“恐惧与憎恨”（Fear and Loathing）、“令人作呕”（Nauseating）、“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之类的字眼也突然跃上屏幕，而同时出现的视频片段则显示，一些评论员在抨击奥巴马利用恐吓战术操纵选民。最后，画面中出现了奥巴马2008年竞选活动中的招牌海报；随着一声爆响，这张海报化作一团火焰，海报中的HOPE（希望）这个词也变成了FEAR（恐惧）。

这则广告由华盛顿的保守派组织美国十字路口（American Crossroads）制作，它在充斥于各电视频道及YouTube网页、在为2012年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作宣传的无数广告中颇具代表性。美国左翼和右翼集团都在争先恐后地推出这类广告，这些广告的特点就是竭力煽起恐惧、愤怒、厌恶等人们最基本的情感以左右选民，因此越看越像恐怖电影。

这种选战招数与新近出现的关于人们如何形成政治信念的科学证据不谋而合。过去，政治学者一致认为，社会因素——尤其是家长与童年环境——对于人们究竟是成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以及是否会投票或参与政治活动有极大影响。“现在我们知道，情况恐怕不完全如此，”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约翰· 乔斯特（John Jost）指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物学因素可以对人们的政治信念及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生物学因素包括基因、激素水平以及神经递质系统等；这些因素可能对于塑造人们在福利、移民、同性恋婚姻以及战争等政治问题上的态度起了部分作用。而精明的政客们则完全可以通过巧妙的广告宣传，抓住选民的原始感情来大做文章，从而充分利用这些生物因素助推自己的选情。

这些旨在考察生物学因素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许多仍存在很大争议，而且依然未得到重复研究的验证。但总体来说，证据在与日俱增，这或许会改变人们对自己及他人的政治态度的看法。

“人们总为自己的政治信念感到自豪，”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政治学者约翰·希宾（John Hibbing）说，“我们通常认为，这些信念是人们对周围世界所作出的某些理性反应带来的结果。”然而事实上，基因与早期经历的共同作用可能通过某些方式，使人们在看待政治问题并对其作出反应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有助于公众和政治家们更尊重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

“我希望看到人们在谈到自己的政治信念时，不再那么盛气凌人，并且认识到有些人在世上的经历与其他人是不同的，” 希宾称。

思想与生俱来？

过去几十年中，医学界掀起了一波把遗传因素同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以及酗酒之类疾病挂钩的研究热潮，并且进一步发展到，挖掘遗传因素与诸如性取向、学业成就之类复杂结果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一趋势直到最近十年才开始涉足政治领域。政治似乎与人类基本的生物学特性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人类进化史上，政治是很晚才冒出来的新事物，很难想像它会受到遗传物质的影响。

1986年，尼科拉斯·马丁（Nicholas Martin）及其同事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提示，基因可能对人们在流产、移民、死刑以及反战主义之类问题上的立场有影响。马丁现在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昆士兰医学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当时他在研究中运用了一项堪称经典的行为遗传学技术，即把基因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与同性别的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后者平均而言仅有50%的基因相同）。结果发现，基因完全相同的双胞胎政治信念相同的情况多于异卵双胞胎。由于双胞胎通常都在相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因此马丁团队认为，这两类双胞胎之间的差别是基因造成的，且基因对于塑造他们在社会问题上的态度起了相当显著的作用。

马丁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非常明显，但此领域中的研究人员却忽视了这项研究。20世纪早期的优生运动，以及纳粹宣扬的生物因素导致人类差异，已经使得政治学者对于马丁那样的遗传研究持极端谨慎的态度。

用马丁的话来说，这项成果发表之后，“犹如石投井中，杳无回音，它静静躺了20年”。

不过转机终于来临——本世纪初，希宾和莱斯大学的政治学者约翰·阿尔福德（John Alford）得知了马丁的研究。他们重新分析了马丁的数据，同时也引人了美国一项双胞胎政治态度研究中获得的类似数据。阿尔福德和希宾在2005年发表了他们的成果，其结论与那些早期研究几乎完全相同，从而证明，遗传特性与政治观点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这些成果终于引起了政治学界的注意。

然而这并不是阿尔福德和希宾所期望的那种注意。“政治学者普遍认为我们太不靠谱了，” 希宾说。

但仍有少数研究人员（主要是美国的研究人员）对阿尔福德和希宾的见解产生了很大兴趣，并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者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运用双胞胎方法证明，选民投票率与政治参与度也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者彼得·哈特米（Peter Hatemi）则通过对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及美国的双胞胎所作的调查研究，获得了与阿尔福德和希宾相似的结果（不过他们的研究尚未对外发布）。

双胞胎研究

双胞胎研究远非定论，这主要是因为此类研究很难完全控制环境因素。与异卵双胞胎相比，同卵双胞胎在成年时有相同朋友，并保持频繁联系的可能性更大。此外，家长、朋友和教师对待同卵双胞胎也往往比异卵双胞胎更加平等。这些因素使人们很难分析对于同卵双胞胎具有相同政治态度这一点，基因和环境各起了多大的作用。

研究人员已进行了若干尝试，以分清不同因素的影响。哈特米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并不经常在一起的同卵双胞胎，政治信念上的一致性还是比异卵双胞胎大，这说明遗传因素的确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双胞胎研究仍然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对于根据双胞胎研究来估计遗传性的做法极端怀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者劳拉·斯托克（Laura Stoker）声称，“这整个框架完全是用无数假设建立起来的。”

双胞胎研究也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基因组如何促使人们在各种政治问题持左倾或右倾的态度。因此，研究人员已开始着手探寻可能起这种作用的候选基因。有人发现，与嗅觉系统以及谷氨酸酯、多巴胺和血清素之类神经递质有关的基因都与选民投票率及意识形态等行为有关，但是这类发现还在接受检验，而且尚未获得其他重复研究的验证。

美国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杰雷米·弗里斯（Jeremy Freese）认为，这些研究所发现的各个基因所起的作用“大得完全不合情理”。“过去几年揭示的事实就是，所谓的“候选基因”研究是很不靠谱的”。

弗里斯认为，这个问题部分在于，那些把特定基因同政治行为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通常发表在政治杂志上而非专业科学杂志上，因此，编辑和审稿人或许未能察觉这类研究中的某些缺陷。“审稿人并不熟悉其中存在的重复性问题”。

纽约大学的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斯（Christopher Dawes）承认，他对特定基因所作的研究有一部分存在着某些混乱，并认为运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之类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或许能获得更有启发性的结果。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是对一大群人的基因组进行扫描，以寻找同某种行为或特质有关的基因序列，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才刚刚开始运用这类资源密集型的研究方法。

道斯称：“我们开始对这些数据及方法的局限性有了更好的认识。”

如果说其他复杂行为和特质可以拿来做个参照的话，那么它们的暗示就是，答案绝不简单。即使对于那些我们已经知道遗传因素起着很大作用的特质（例如身高），也有证据表明这些特质受到了成千上万个基因的影响，但每个基因发挥的力量可谓“轻如鸿毛”。因而，区区几个基因就让某个人变成自由派干将或社会保守分子或自由论鼓吹者，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许多研究人员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的遗传因素上过于轻率。“现在就去着手解决这道难题中最棘手的一块硬骨头是不明智的，”阿尔福德指出。

而研究那些可能把基因与政治行为及态度联系起来的途径，则不失为一条更简捷的可行之道。有人提出，其中一种联系途径就是个性。美国的保守派与伊拉克或意大利的保守人士之间似乎不会有很多共同点，但许多政治心理学家都一致认为，政治思想其实可以集中归纳为一种基本的人格特质，即对变革是否持开放态度。自由派人士通常比保守分子更容易接受社会变革。有研究提示，自由派人士对模棱两可、游移不定的态度表现得更加宽容，而保守人士则更为果断，更为较真并更加倾向于秩序。

从理论上说，对变革持开放态度的人多半会认同同性恋婚姻、移民以及其他各项旨在改变社会，且历来同美国的自由派政治有关的政策；而倾向于维持秩序和现状的个性，则可能支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国家，拥护限制移民的政策，并且主张封杀同性恋婚姻。但是，有些研究人员不赞成如此简单地把个性同思想意识扯上关系，杜克大学的政治学者伊万·查尼（Evan Charney）指出，保守人士有时也拥护变革，例如拥护美国目前提出的有关税收法则和福利制度的改革方案。他还指出，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绝大部分学者都是自由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解读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时，可能会陷入误区。

谁会投票

有些研究人员试图在个性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进一步考察受试者的生理反应会如何影响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判读及回应。2008年，阿尔福德、希宾、哈特米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评测了人们在看到恐怖图像，并听到突发巨响时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发现，那些眼睛眨得更频繁且敏感性有所增高（通过皮肤电传导性的改变来测定）的受试者，与敏感性较低的受试者相比，往往更倾向于拥护持枪权、赞成死刑并力挺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

在另一项研究中，希宾让受试者观看一系列影响情绪的图片，包括爬在人脸上的蜘蛛、爬满蛆虫的伤口、一只娇小可爱的兔子以及一位快乐阳光的儿童等。自称为保守派的受试者在看到负面图片时所产生的反应，通常比看到正面图片时更为强烈，而自由派人士则是对正面图片的反应更强烈。保守人士盯着负面图片看的时间也比自由派人士长，希宾认为此现象与下面这种看法有关：保守派更能直面令人恐惧或厌恶的场景，这使得他们倾向于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并赞成对罪犯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

有的研究人员正在探讨激素系统是否对人的政治态度起着一定作用。例如，若干项研究考察了人们的偏见与催产素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一项研究中，来自荷兰的受试者在吸入若干催产素之后，对荷兰人作出的反应比对外国人更友善，这表明此激素使他们更偏向自己那个群体。

哈特米与布朗大学的政治学者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目前正在考察其他激素（如睾酮和皮质醇等）是否与思想意识有关。迄今所进行的激素研究有许多已遭到抨击，因为它们所依赖的样本往往太小，而所报道的效应有时又很微弱。

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希宾依然认为，究竟是基因还是家长引导之类的环境因素对政治行为产生了最大影响，仍属“不可知”的范畴。他宣称，无论是哪种情况，要想改变某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想法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反应根源在于生理特性。

希宾说：“如果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负面而非正面的东西，那么他们体验世事的途径，可能就会与那些跟他们相反的人不同。”因此，右派人士不可能被在左派人士看来是合理的论据所打动，反之亦然。

但是打感情牌则有可能取得成功。在9·11恐怖袭击之后，那些直接遭受事件冲击的纽约人开始“向保守派转化”，表达出比以前更加爱国、更加支持军方且更喜欢宗教。厌恶情绪也可能使人的态度发生变化。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提醒人们注意到“不干净”——比如在近处放一瓶洗手液、贴一张告示要人洗手，或者是有股难闻的气味——他们就会表达出更保守的观点。

这是否意味着，旨在煽起恐惧和厌恶情绪的负面政治宣传真的会改变人们的观点？阿尔福德认为，这类宣传的目标通常在于动员己方选民出来投票，同时尽量瓦解反对派的队伍。“从事政治竞选的人都知道，所有问题都在于投票率，”阿尔福德指出，“问题不在于改变人的想法，而在于改变投票日那天出来投票的人。”

无论生物学因素是否会左右人们的政治选择，它首先都可能影响一个人是否会参加投票。在一项尚未公布的研究中，希宾发现，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较高的人，参加投票的可能性比那些具有类似的人口统计特征，但皮质醇水平较低的人小得多。希宾目前正在寻求一种办法来方便这些“精神紧张”的人参与投票，或许是通过邮寄投票之类的方式。

阿尔福德则认为，所有这些研究带来的最大影响或许是使政治辩论更加平民化，更加能容忍不同意见。“如果政治学能让餐桌上的人情味更浓，那将是件好事，”他说。

本文作者 莉齐·布肯是自由作家，现居美国旧金山。

转载自公众号: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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