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那种场面吗？摄制组带着大家跟在明星身后，几百个人乌泱泱甩出去，像喂鱼一样。”晓瑜跟在里面跑，但并不会像日剧里演的那样，一边追一边喊，还发型不乱，妆不花。

今年23岁的晓瑜从初中开始追星，真正到现场去“追”的只有一个，也是喜欢得最久的那一个，但正是那一次“物理追星”过后，她彻底放弃了追星。

疲倦、陌生、失望，“不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是让包括晓瑜在内的不少粉丝放弃追星的最后一根稻草。

比如，喜欢某国语歌手6年，却只花了2天利索脱粉的吴冰。

偶像被挂在热搜的那两天里，吴冰无时无刻不在抱着手机，看着上面喧嚣沸腾，她提着心，直到终于被有理有据地狠狠“锤”翻在地上，偶像的真面目也摔碎了：是滥情而不是痴情，是忘恩负义而不是重情重义，是心高气傲而不是谦逊踏实，是懦弱逃避而不是担当负责。

吴冰的微博里有6000多条关于偶像的帖子，手动一条条删，2小时才删了700多条，“删除”的图标都不认识了。一条条转发、控评，一个个自己打出来的感叹号，以及藏在那些字符背后的，当初隔着屏幕为偶像疯狂尖叫的自己，都一点点喑声。

大型公共事件导致的集体性脱粉往往会显得壮烈一点，但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足以成为罗马坍塌的关键一击，而后者往往带来更多孤独与自我怀疑。

自诩“理性追星族”的樊南戒掉追星的过程更简单粗暴，“扔掉与他相关的一切，拒绝微博和其它乱七八糟可能引起不良情绪的网站，清空大脑做点其它事情，看看书或者和朋友逛街都行，甚至可以去看看对家的视频”。

剥皮见骨后，晓瑜、吴冰和樊南们徒留唏嘘，“不过如此罢了”。

粉丝理想中与偶像最近的距离是多远？

100米？10米？面对面？

对晓瑜而言，物理意义上的最近不超过10米，但那却是心理上感到最遥远的距离。

那是在2018年上大二时，她的偶像去武汉录制综艺，晓瑜在微博粉丝群里加了十几个行程群的其中一个，到现场后群里会有人通知，偶像会在哪些地方出现，但是否能真的见到，还得碰运气。

第一天下午，就整整等了2个小时，还没见到人影，期待和疲惫中，晓瑜偶然听到旁边有工作人员小声商量，说粉丝们会引起躁动，“这才知道，其实他（偶像）早就上去了。”

开局就士气大伤，晓瑜只好跟随大部队来到下一个目的地，在人群中隔了“好远好远”，终于隐隐约约看到了她的偶像。晓瑜大声喊他，他短促地回了个头，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谁的喊声，旋即转身上了车。

“上千人堵在路上，车根本开不动”，晓瑜回忆那场景，摄制组带着几百人一起动，尾大不掉地滞在路口，呼声越大，阵仗越乱。场面本身的震撼程度，甚至比见到明星本人来得要更震撼。

这时，微博群里再次放出消息：“人跑到黄鹤楼去了！”晓瑜不敢怠慢，马不停蹄跑去黄鹤楼，抵达时已经有几百人堵在入口。

“但你能想象到摄制组多狡猾？”原来，偶像坐在一辆公交车里，从粉丝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过去了。

晓瑜仍不甘放弃，她决定直奔节目组目的地江边码头。傍晚7点多，码头边只有几百人，到8点左右就有以肉眼可见的规模翻了几十倍。

天下起雨来，晓瑜陷在人群里，满头是汗水和雨水，却寸步难挪，线上线下，各种声音开始沸腾起来，有黄牛说“码头的行程取消了”，保安出来说“人已经从小船走了”，工作人员也表示我们“要下班了”，才陆陆续续“逼走一些人”。

11点过后，码头的灯也关了，雨越下越大，还剩下一两百人坚守着，其中就包括晓瑜。凌晨时分，晓瑜从旁人的闲言碎语里得知，其实嘉宾们的行程压根没取消，而是从另一个地方悄悄上了船。

又过了一小时，一个工作人员走出来，告诉剩下的粉丝们：“我知道你们喜欢他，但是不要叫，好吗？你们在旁边排队站好给他们空间，不要叫。”

“大家都很听话”，晓瑜也有幸站在了第一排，终于——她近距离看到了她的偶像，“很瘦，很白，鼻子很高，笑起来比电视里好看一百倍”。

但晓瑜没有尖叫，因为当时她已浑身湿透，而且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加上来回跑了好几趟，已经几乎没有体力了。

但她身边依然有一些“迷妹”开始小声尖叫，晓瑜看着偶像的车路过自己，偶像从车里转头望了她一眼，彼此都像陌生的路人。

就在那一瞬间，晓瑜忽然觉得，“隔着屏幕觉得他特别亲近，但到了现场感觉（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一股失落掺着寒意袭遍全身。

“你问我见到偶像会高兴吗？当然高兴，但你问我还追星吗？打死我也不会了。”

晓瑜真正感到心凉的是，不论多么疯狂，不论付出了多少时间金钱精力，线上线下，都会被资本耍得团团转。“大概在艺人眼里，我们也是小丑吧。”

“靠得越近，距离越远。”就像茜茜如此总结的粉丝与偶像的关系。

茜茜曾经喜欢过韩国男团EXO 3年，在韩国留学时，她有过一次在公司大楼门口近距离见到偶像的机会。隔着10米左右，身前身后都是人群，耳边充斥着惊呼和尖叫，她仰着头努力看清偶像的脸，但顷刻间却忽然感觉有点失落：“喜欢他的人这么多，不多你一个，也不少你一个。”

哪怕粉丝们会投入地宣称“我们在”，但茜茜开始感觉可笑，“‘我们’是谁？你是谁？”对明星来说，“粉丝”是一个整体，是去人格化的，而不是有着独立自我与尊严的。

天津一所大学的法学系学生华琳喜欢一个韩国偶像7年，而脱粉的原因，她自己想起来也觉得有几分荒唐。

2020年，疫情爆发，华琳以为偶像好歹会表示一些关心与鼓励，嘱咐他的几百万中国粉丝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之类的，或者像其他很多明星那样捐款或口罩。

“结果，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段时间，华琳左等右等，等不来偶像一句简单的关心，“哪怕发一条微博、ins也好，明明之前地震都出来发声了，怎么这个时候消失了呢？”华琳又急又失望。

后来韩国疫情爆发，她的偶像立刻站跑出来积极宣传、捐款，与几个月前判若两人，华琳彻底“心冷”了。

这听上去是一件极其微小的事，网上还有人说华琳道德绑架。但她觉得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要站在道德高地去谴责哪位明星，而仅仅是情感层面不再那么着迷、那么期待了，是发现喜欢了7年的爱豆，“也不过这样罢了”。

之前，华琳的偶像在中国出专辑或参加活动时总把“谢谢大家、多多关注、爱你们哦”这三句话挂在嘴边，彼时的华琳也深信不疑，粉丝与偶像“爱是相互的”，但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偶像）从始至终始终想抓紧的，只是我们（粉丝）手里的钱”。

华琳的爸爸对她说，“你追他们（明星）还不如追我，我给你钱花”。

说起来蛮哭笑不得，6年前，正是为了奖励华琳一次考试成绩不错，爸爸给她买了一部iphone6，在给新手机找壁纸的时候，她偶然看见了一个韩国明星团体的照片，从此“沦陷”，一发不可收拾。 

2014年开始，2020年结束，华琳的追星历史长达6年，这6年来，在专辑、演唱会、周边等方面，为偶像花的钱保守估计近7万元人民币。

失望可能来源于期待过高，也可能来源于被欺骗的感觉。

茜茜最后放弃追星的导火索，是她最喜欢的偶像被曝光恋爱，作为一个爱豆，谈恋爱不是小事，而茜茜受不了的，是那种“被欺骗的感觉”。

虽然知道自己不重要，但至少在偶像身上寄托了信任，甚至是某种幻想。“越清醒越难受”，茜茜没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么多，或许真的就像恋爱，有时候越盲目、不多想，反而能感受到幸福。

虽然近年来的明星塌房越来越多，粉丝的哀嚎越来越常见，但在8月11日之前，吴冰始终相信自己的偶像是“热搜绝缘体”：没有雄厚资本撑腰，为人低调善良。“娱乐圈再怎么像染缸，你也纤尘不染，再怎么塌房，也塌不到你身上。”

直到彻彻底底的翻车，紧接着是集体抵制、封杀，一切发生在两天之间，速度快得不真实。

吴冰的心态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在集体公共事件中脱粉的粉丝：“我是你的粉丝，但我首先是个有基本道德与同理心的女性，虽然我喜欢你的作品，但我更讨厌你的所作所为。”

那种感觉有点像失恋，“但又不完全是”。吴冰纠正，“相比起失望，更多了一层恐惧。我喜欢他6年了，一个人怎么可以伪装这么多年？或者说这背后是谁在帮他伪装？”

她知道，共筑神一般所谓“人设”的，除了资本，还有粉丝。

樊南曾在片场看见过没日没夜守着偶像的粉丝，“像母亲奶孩子一样叮嘱偶像、荷尔蒙爆发一般大声尖叫”，那些片段让樊南浑身发抖。“我很想问问她们，你们承不承认，可能这辈子从生到死，你的爱豆都不会知道有你这个人的存在？你和TA永远不会有物理上的交集。”

还有更多粉丝们，花大量时间精力去控评、澄清，自己的生活完全围绕偶像，甚至有人裸贷、辍学，和家里闹翻也要去支持明星。

去年，高二学生蔡敏的偶像，一个华语歌手，推出了一首新歌，蔡敏买了50张单曲，数字专辑只买得起1张，但在饭圈里还是少得可怜。

没办法，所有零花钱都用进去了，“再多也拿不出来了”。蔡敏不敢去超话发帖，不敢在粉丝群里发言，怕被人骂“白嫖”。

“白嫖”，意指只欣赏作品，不花钱买专辑的粉丝。蔡敏曾经混过一个散粉群，购买专辑的数量会直接成为进群门槛。“买得越多，他们（群成员）会对你越热情，就像卖护肤品和珠宝的柜姐那样。”

有一天，群主忽然开始审核群成员购买专辑的人数，原因是怕有黑粉混进群里，从那以后，群里放话“抵制白嫖”，一下子，群成员从2000多掉到了700多。

蔡敏换了一个群，继续每天用打榜反黑截图签到，但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因为偶像曾在综艺上自曝抑郁症，粉丝们个个都在群里竭力证明自己“抑郁”，似乎只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才有资格去追星。

蔡敏本来以为自己的爱是一心一意的，“可以为了他好好学习考更好的学校，业余时间可以都拿来学P图、学剪辑，暑假还会去找暑期工赚钱，没事儿少花钱”。

最终让她脱离“组织”的，是发现自己身上产生的变化。天天浸淫在粉丝群体内，会觉得为偶像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有意义的，甚至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逐渐地，蔡敏练就了一手骂人绝技，打字速度也飞涨，只要有人说偶像的不好，她就立刻跳脚。和家人生冲突的次数也增加了，不知不觉，自己变成一个更冷漠且暴躁的人。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追星都很难纯粹了。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早在上世纪就曾阐述一个观点：在艺术品和人们之间，距离被消解了。今时代的粉丝支持偶像，不再满足于默默喜欢，而是渴望溶于偶像的成长过程，试图拉近与偶像的距离。

如今，更贴合部分粉丝心态的，则是2018年撒贝宁说的一句话：“追星，其实是在追你自己，是在为自己设计一个你理想中的生活的人设状态，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其实追来追去追的是自己的影子。”

在10年、20年前，还不是这样。

但凡问一个出生于1990年之前且曾在青春时代追过星的人，都不难直观感受到粉丝的世代变化，比如今年53岁的兰英。

兰英上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是在2018年的深圳，一个周日夜晚，她从会展中心一家餐厅吃完饭走出来，一抬头就看到斜对面的商场大荧幕上赫然亮起“谭咏麟”三个字，20岁的偶像，要来开巡回演唱会了。

在兰英的学生时代，追星同样是疯狂的，但那是一种带有激励与榜样意义的疯狂。很多事即便中二，也只是个人的事，而不会侵入目前所谓的公共领域，比如像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的宋芸桦那样，把偶像的照片从贴纸上剪下来，密密麻麻地贴在文具盒内侧。

实际上，上一代追星的形式未必比现在的年轻人少。比如1997年出生的小含，其父母因为都很迷恋金庸先生，便将金庸作品的书名连成诗，从中择取两个字作为女儿的名字。

名字伴随一个人的一生，也代表着一代人对一个固定偶像的肯定和坚守，不轻易追星，也想象不到什么“塌房”，小含理解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追星”。

2017年4月，小含在香港的张国荣纪念活动现场上认识一位20多岁的女粉丝，后者在给已逝偶像的花束卡片里写道：“真正让我成为你的迷是在2012年底，我正经历创业带来的困境，无意间听到你的歌，一瞬间让我振奋，同时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在我低潮的时候，是你的歌、专访、电影，给予我信心……Leslie都挨了十年才成功，我才入这行几个月而已，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要怎么理解偶像的榜样力量？

兰英煞有介事地说，自己真正的青春偶像不是谭咏麟和罗大佑，而是居里夫人和陈景瑞等科学家。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后，邓小平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兰英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崇拜科技人才，家里买来电视，她照着电视里的化学实验，用盐酸和用完的铝制牙膏皮合制产生氢气，充进气球里，“在惊喜或遗憾的心情中看着它飞上了天。”

斗转星移，明星的类型变了，造星模式变了，追星方式和载体都变了，粉丝也从躲在幕后的人变成了可以到台前吆喝的人，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所借由戏剧表演学提出的“后台”“前台”概念。

但其实，90后大多经历了一个偶像异变的时代，某些方面，他们的感触会更深刻。正如吴冰回忆自己中学时代，大约10年前，学生没有智能手机，校门口还能买到贴纸和影碟，还能在午托班央求老师多放一集偶像剧。“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关在自己的手机里自我感动，却走不出家门一步。”

即便是当代年轻人，追星也不见得一定要“打榜”“氪金”和砸钱买专辑，也不都得要会上网、手里握着足够金钱才能达成，这取决于对“喜欢”的感知和理解。

我2003年出生的表妹，在她的小学时曾疯狂迷恋迈克尔·杰克逊，并在自己卧室的墙上画了一幅近一米长、两米宽的巨大的“Michale Jakson”，花了一整个下午，四五个小时的聚精会神，学习都没这么认真过。 

喜爱是心无旁骛，以及能在这种自我投入中找到正向的力量。

偶像去世了，粉丝会长大，但那面墙还在，喜欢沉在心底，不再喧嚣聒噪。

吴亦凡被捕后，网上仍然稀稀落落地残留着一些粉丝，声喊要“坚守到底”“等待真相”，甚至一度想要做出更夸张的行动来支持“哥哥”。

对此，樊南觉得荒谬透顶。“一个明星犯了错，之前喜欢过他并不丢脸，但如果还不辨黑白，替他说话，甚至帮偶像瞒着一些事，不就是为虎作伥么？”

但在华琳看来，那部分迷失自我的粉丝是可怜的，“偶像的辉煌也都是粉丝陪着他一步步走过来的，也是粉丝们把他捧起来的，捧得多高，摔得有多痛。”

至于她自己，她决定从此后把对三次元明星的喜欢转移到二次元人物上，比如最喜欢的动漫角色工藤新一，“永远不会崩，喜欢了20年，踏实着呢。”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编辑 | 李少威

值班编辑 | 陆   茗

排版 | 乔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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