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不仅用肢体，更重要的是用心”
记者：“指挥是一个乐团的灵魂。”但很多人并不十分理解指挥的作用，甚至认为指挥家只是“打拍子”。
陈燮阳：的确，不少观众有这样的困惑，以为指挥仅仅是比划比划，打打拍子。其实指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作曲家的曲谱“转化”成立体的音乐。
交响乐是一门非常严谨的艺术。在音乐的处理上，我追求深沉、细致、自然、流畅，同时要保证音乐形象的鲜明、贴切，节奏的严谨、准确。指挥的基础是忠实原著，指挥家要下功夫了解作曲家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风格，才能把作曲家原本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表现出来。但同时，指挥也是二度创作的过程。曲谱看似是确定的，其实还有很多可发挥的空间。比如，弱音究竟要多弱？渐强到底怎么渐强？这段音乐应突出哪种乐器？这些都是考验指挥个人能力的重要方面，需要指挥有很高的音乐修养，熟悉乐团中所有乐器。
现场演出会受到场地混响、乐队状态、现场气氛、观众反馈等不同因素影响，指挥家必须耳朵好、反应快，靠手、靠身体、靠眼睛来引导乐队，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进行调整。一个拉长的滑音会让乐曲的演奏情绪更加饱满，欢快乐段的加速能够与抒情乐段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每一次演出的呈现效果都是不同的，这也是现场演出的魅力所在。
记者：我看过您的演出，印象最深的就是您激情四溢、充满爆发力的肢体语言。您指挥时的姿态、节奏、线条，视觉感严密而紧凑。
陈燮阳：指挥也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我不是特别在意自己在舞台上的动作，指挥不仅用肢体，更重要的是用心，这样动作就随着音乐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我要求自己指挥的音乐要像泉水一样流出来。
指挥虽然背对观众，但要对身后观众的任何反应都了如指掌。如果台下出现动静，哪怕是一点点咳嗽声、说话声，都有可能影响到台上的演奏。每当这时，我会加倍地用自己的情绪去带动和感染乐队。
记者：特别是在音乐高潮部分，您拿着指挥棒长臂舒展，就像把整个乐团的演奏者都揽入怀中，很有表现力。
陈燮阳：指挥和乐手的关系就像鱼和水。指挥除了自己艺术上过硬，最重要的是与乐手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在合作中，大家彼此感到愉快，才能够培养一种美妙的默契，演奏出来的乐曲才流畅自如，指挥的音乐意图也会更好地表现出来。
记者：交响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提升修养、陶冶情操。与此同时，欣赏交响乐也有一定的门槛。怎样让更多人接受并喜爱上这门艺术？
陈燮阳：艺术工作者心里要有一根弦：文艺作品的目标受众是谁？是人民群众。我在演出时，会认真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比如，在编排曲目上注意“起承转合”，以调动观众的情绪。交响乐给人“高雅”“艰深”“门槛高”的印象，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努力找到一条沟通大众的路径。为此我做了许多尝试。我曾把流行歌曲《菊花台》改编为二胡、大提琴二重奏与乐队，受到大家欢迎。一次演出中我还把大众耳熟能详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主题曲作为返场曲目，邀请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让大家都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
“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记者：您从上海音乐学院一毕业，就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主要负责芭蕾舞剧《白毛女》管弦乐队的指挥。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指挥同样一部作品，会不会感到枯燥？
陈燮阳：恰恰相反，对同一曲目的反复排练演出，大大提高了我对作品音乐内涵的理解，丰富了我音乐表达的层次。直到现在我指挥《白毛女》，都可以不看曲谱从头到尾背诵下来。舞蹈配乐对节奏的要求非常高，也训练了我对节奏的把控能力，这对指挥来说至关重要。
在指挥《白毛女》10多年的时间里，我也开始反复思考，中国的音乐那么美妙，怎样能让全世界听到？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您到国外进修，走访诸多知名交响乐团，听指挥家伯恩斯坦的排练，和祖宾·梅塔、小泽征尔进行深入交流，这段经历给您带来哪些收获？
陈燮阳：我更加坚定了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的信念。
回国后我正式就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为了更好地管理院团，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设立音乐总监和总经理，把业务与行政分割；推行演奏员合同制，实行优胜劣汰；聘任外籍演奏者，促进乐手之间的沟通交流。这一系列改革基本上都是中国交响乐团发展史上的创新，在不断摸索中，推进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
记者：有过这样一份统计：您在上海交响乐团期间，指挥正式演出总共844场，演出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国内作曲家134人，国外作曲家122人，中国作品近200部，外国作品261部。演奏国内和国外的作品平分秋色，这对于一个交响乐团来说，并不是很常见。
陈燮阳：我毫不掩饰对中国音乐作品的偏爱。上世纪80年代初，我首次应邀指挥纽约现代音乐演奏团，就把《二泉映月》《太行山音画》《思》《旱天雷》带到海外观众面前，之后，我指挥并录制了中国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的交响曲全集和管弦乐曲集等众多中国交响乐作品。
记者：是的，也是您首次将中央民族乐团带到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演出。
陈燮阳：1998年，维也纳金色大厅第一次举办中国春节音乐会，现场座无虚席，甚至连站票也卖光了。外国听众反响热烈，仅返场就演奏了5首曲子。最后，我们也“入乡随俗”，用民乐演奏了新年音乐会返场的必演曲目——《拉德斯基进行曲》。我琢磨着这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作品既然要用民乐演奏，必须得有中国特有的味道。于是在曲子中加入了京剧的打击乐器，使这首本身就欢快的乐曲又增添了气势和喜庆的气氛。
中国民乐与外国音乐的“味道”差别很大，轻、响、快、慢不同，传统民乐的独特韵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这不意味着交响乐没有办法表现中国音乐之美。就像《梁祝》，曲式是奏鸣曲，演奏乐器是小提琴，但是因为吸收了越剧的旋律和二胡的演奏方法，给人如泣如诉的感觉。中国音乐讲究韵味，这是不同于西方交响乐的地方，在演奏过程中应真正奏出中国韵味。
记者：作为继李德伦、黄贻钧之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第二代指挥家之一，虽然已经年过耄耋，您依然站在创作一线。
陈燮阳：我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娃成长为乐团指挥，离不开杨嘉仁、黄晓同、马革顺等前辈的悉心教导。还记得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二年，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尝试作曲。写的一点小作品被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看到了，他亲自修改指点，并写了一封信给教务处：“附中学生作品我已阅过，并了解该生从未学过和声、作曲，错误不多，该生有创作才能，宜注意培养，并在适当机会试奏以资鼓励。”这封信我一直铭记于心。
这样的好老师，我一路走来遇到过许多。一次音乐会前夕，应邀执棒的黄晓同老师突然病倒，还是在校大学生的我被老师推荐救场，这次经历可谓我走上职业指挥道路的第一步。其实黄老师并没有病得那样重，他是想借此给我一个上指挥台的机会。黄老师弥留之际，我就在他身旁。他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直到心电图画成一条直线。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将老一辈指挥家的精神传承下去。
指挥演奏好中国交响乐作品，扶持中国青年作曲家和年轻的乐团，是中国指挥家的天职。只有时刻不忘中国交响乐成长的艰难，肯花精力来扶植新人新作，我们的交响乐艺术才能一步步繁荣起来。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观众需要，我会一直站在指挥台上，继续为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出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