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转动成了罪、梦和绝望，让爱成了被误解的苦难，也成了拴住诗和远方的链条。」
三个月前，#余秀华与90后男友结婚#被众人感慨和祝福。
三个月后，#余秀华称被丈夫抽了上百个耳光#、#余秀华直播中与丈夫激烈争吵#将一场跨越年龄和世俗偏见的“诗的爱恋”全然推翻，成为了大众的娱乐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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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中，余秀华提到对方脾气暴躁、与女性暧昧，并称“他抽了我上百个耳光”，杨槠策则指责余秀华辱骂自己的女儿。在随后社交媒体上的回应和自述中，余秀华并未否认其中的家暴情节，并表示：“我这一生，走得实在辛苦，我一直咬牙坚持。”
世人对杨槠策爱意一直猜疑，家暴事件印证了他们的揣测。在余秀华曾经的自述中，她一边坦然接受“任何两性关系的本质就是有所图”，一边将杨槠策描摹成“像一片黑森林等我进去，又像一望无际的平原让我躺在上面不停地打滚”的伴侣。
（余秀华《现在人缺的不是知识，而是常识》）
清醒却不克制的女诗人遭遇家暴，围观者也因种种推断和归因将余秀华定义为“恋爱脑”和“精神有问题”。从诗人余秀华到网络上的余秀华，割裂的形象放大聚焦了八卦和争议，让家暴受害者的存在可有可无，最终带来一句“墙上的喜字还红彤彤，房间里却已经塞满了一地鸡毛”的喟叹。
在无数女性被侵犯的案例中，受害者有罪论的出发点指摘她们的衣着、出行和过往的情史。恶行中，虽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人们仍然倾向于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的影响，仿佛受害者是一只裂了缝的蛋，苍蝇闻味而来。
苍蝇和蛋的关系是公平世界的谬误，让余秀华成为一个不被期待的“完美受害者”。一位女诗人，一个女性、农民、残疾、大胆热烈并勇于披露身体的女诗人，不同寻常的标签带来围绕她的八卦、争议，一句“圈里人都说她的诗歌一般”就能盖棺定论，让余的诗从丰富厚重落为低俗但引人注目。
杨槠策手机里的那个“疯女人”印证了这一点，他“展现”出余秀华的蓬头垢面和污言秽语，企图让所有人看见：瞧，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疯女人。这个屏幕中高高在上且冷静理性的年轻男性敲碎了家的门槛，却未曾留给观众辨识的空间，人们对家暴的关注点从“打还是没打”的选择题变成了“为什么打”的论述题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疯女人”成为了余秀华的另一重身份。如果没有被家暴的事实，又有多少围观者能分辨出家门内女诗人的挣扎与痛苦呢？在“男性理性而理智，女性感性而情绪化”的标准化原则下，“爹系”男友变成两性中的上位者，“疯女人”是不够温顺的“出格”行为。爱情的情绪体验从此成了一条泾渭分明的河流，不仅抹杀了个体情绪，也掩埋了她们的发泄权力。
如果说余秀华的第一重罪是疯女人，她的第二重罪似乎是恋爱脑。直播之后，余秀华的微博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他对我很好”。一句受害者的自述立刻成了围观者们责备恋爱脑的证据，好似那个早前说出“爱情的本质就是有所图”的清醒女人陷入了虚假的爱情泡沫，上帝视角的人们振振有词：“我早就说了这个男人别有目的”。
然而，“他对我很好”更像是家暴受害者的一种自语，一种自我的支持和安慰。比起坍塌的两性关系，爱情的细枝末节当然不能成为淡化暴力的由头，但也不应变成模糊“家暴即原罪”的依据。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绕不开情感互动的你来我往，“他对我很好”的事实性表达没有错，错的是让家暴离开犯罪的种种推断和归因。
余秀华或许并不是恋爱脑，她在这段感情中清醒但不克制。“谈什么情，说什么爱，放眼望去，全都是合作愉快”，不信什么灵魂伴侣、灵魂真爱的余秀华，抛开了大众的告诫和警示，只希望能从两性关系中收获快乐。
曾经，一个因残疾而外貌不佳的19岁少女踏入了婚姻的坟墓，在深渊的黑水中沉浮二十年后因诗的走红得到了解脱。爱早已经在她的诗歌中寄居，却没有在生活中出现。她不够漂亮、不够健康，当一份高浓度的爱情体验摆在面前时，愉悦、亲密和温暖让她逃脱了孤独的外壳。
世俗压制住欲望，让余秀华像石磨一样在爱情里缄默。终于到来的爱情体验最终也成为了一场闹剧、一次网络奇观。她的转动成了罪、梦和绝望，让爱成了被误解的苦难，也成了拴住诗和远方的链条。
直播后，余秀华和杨槠策在当地警方的调解下达成了协议，杨槠策也在网络上发表了个人声明，其中一封带着说教意味的道歉信被网友们解读出典型的“爹味”。
这封名为道歉实则道“谦”的信好像不是写给余秀华的，而是写给大众看的。在信中，他以爱之名指导着余秀华应该看什么书籍、应该学什么文化，明明是过错方，却用理智且自信的口吻书写着“我还爱你”。杨槠策的道歉信好像在传递着一种思想：余秀华的爱欲情仇超出了我的接受范围。
《李敖的情话》中有这么一句话：“女人的敌人有三种：第一是时间，第二是不追她的男人，第三是别的漂亮女人。”写情书时炙热的李敖，似乎也喜欢当爱情的评论家，站在他的视角去评判女人。作为神农架养蜂人的杨槠策也是如此，即使在道歉中也不忘用评判的言语来向世人证明所谓的爱。
如果像李敖所言，余秀华的敌人似乎该是和时间赛跑的眼角皱纹，是批判她样貌和诗歌的男人们，还有比她漂亮比她健康的女人们。她的戏剧性爱恋遭受着怀疑甚至是“谩骂”，似乎也佐证了如此不凡的女诗人终究会陷入“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怪圈。
“但是这权力是谁给的呢？是你自己，就是监守自盗”，就像余秀华自己所写的一样，权力每个人都有，怎么用才是根本。从官宣时的诋毁到家暴事件的围观，余秀华想要的爱总被怀疑着，人们怀疑她不健全的身体收获不了爱，怀疑她不稳定的情绪经营不了爱，怀疑她被家暴是情有可原。
（“一个年轻男人，找个老女人”）
写下道”谦”这种错别字的杨槠策虽然被无限贬低，却也促成了围观者对余秀华文学幻梦的质疑。从家庭暴力的绝对错误到为何暴力的讨论，女性情感欲望的表达成为一个被动的概念。欲望的书写好像又一次冒犯了在性别、女性身体和城市等问题上所形成的边界和区隔的警惕，让受害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悬搁和遮盖。
杨槠策的道歉好像在说：“她一定是想从我这学到点什么”，但余秀华和杨槠策、和大多数追求世俗功名的男性一样，区别主要在于身体, 而且只有身体。为自我欲望而存在的余秀华写《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表达着个体的生命感悟以及欲望化的生命情思。但作为农村女性，她的宣泄总围绕着种种钳制、污名与压迫的面纱，身体欲望的自我表达笼罩在公共性下，叩心击髓着世人的羞耻。
从稻子到稗子，无数人为她的张扬和欲望提心吊胆，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健康的人也有特殊的人。就如同劳拉·穆尔维在其《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所指出的：“谁在看谁”中充满了权力，看的权力、欲望的权力、塑造和禁止的权力。
讳莫如深的欲望书写将道德和羞耻捆绑，男性和女性、残疾和健全成为不对等的描述和凝视对象。但如果是真的尊重，为什么不能接受不一样的选择呢？
她不愿当那只摇尾巴的小巫，而只愿徒步走向早已逝去的外婆的家。
[1]廖伟棠 《被家暴的女人余秀华，与求生的诗》
[2]新京报书评周刊 《理解“他对我很好，就是……”：回到余秀华，走出余秀华》
[3]拒绝污名化de 《余秀华是“疯女人”？当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