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三级医院在医防融合中的角色定位，刘远立表示，首先应当指出，虽然三级医院的主业是医疗，但很多医疗机构，包括三级医院在其临床实践中一直以来就是医防融合的，因为不存在纯粹的医疗没有预防，也不存在绝对的预防没有医疗。

其次，预防医学通常包括“三级预防”的内涵：简而言之，一级预防是防止发病，二级预防是防止病情恶化，三级预防是防止失能和死亡。

因此，我认为，三级医院的定位就是在一级预防上发挥协同作用，例如：在疾病监测、检测检验、隔离观察等领域与CDC紧密合作。在二级预防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置方面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并提供技术支持和质量控制；在三级预防上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处理急重症。

“其实，一个好的医生会自觉地在其日常的临床实践中体现防治融合的理念，包括不失时机地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在疫情之下，三级医院更是应该聚焦解决急重症问题。”刘远立说。

刘远立表示，现在三级医院的主要挑战是，医院和医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动力、压力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观念行为转变。

刘远立直言，只要“人满为患”的问题不解决，指望三级医院花更多精力在预防上是不现实的。

他指出，目前的医保支付机制和价格机制，比如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DIP付费等，主旨都是控费。相应地，医疗机构最大的动力是控制成本，而非追求高质量发展以及疾病预防。

他建议，围绕以健康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支付制度改革总的方向应该是打包式付费加基于监测评估的按绩效付费。

比如，健康结局指标的改善可以作为一个绩效维度，医院增加的费用如果提高了患者的健康水平，医保不应一刀切拒付，而应该在打包付费基础上进行追加，这样才能促进高质量发展。

另外，参考英国国家医疗技术评估机制建设的经验，我们可以考虑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医药技术成本-效果评估评价机制，为公立医院乃至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医保目录和补偿政策的动态更新提供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全行业需要持续强化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的提高：

第一，掌握特殊的知识技能并持续改进；

第二，建立有效的行业自治并不断完善；

第三，保护合理的患者利益并始终不渝；

第四，推动公益的社会规范并身体力行。

从2003的SARS年到2019年的新冠，我们中间也经历了诸如甲型H1N1流感（2009年）、甲型H7N9流感（2013年），新兴病毒引起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多，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且成为新常态，中国公卫人才队伍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我们的公卫人才培养体系是否有所进步？就业环境是否有所改善？

对此，刘远立表示，新发传染病的流行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弱项和专业人才的短板。国家正在支持一批高质量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这无疑会极大地促进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

但我们应当看到，人才的培养重要，人才的使用更为重要；培养一批公共卫生专业人才重要，发挥多学科背景人才的团队作用更为重要。

国家应当考虑对疾控中心实行“一类公益事业单位保障，二类公益事业单位管理”，提高疾控专业人员的薪酬待遇，聘请一批临床医生在疾控中心兼职，强化医防融合；赋予疾控中心一定的ZF行政职能，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以及保证权威专业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公开透明，解决目前层层报送、研究决策所导致的迟滞问题。

他说：“我希望，我们通过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国际化与本土化紧密结合的方式培养的毕业生，未来的就业岗位之一就是担任各级党政一把手的‘首席健康顾问’，负责组织编写、定期发布基于对辖区内人群健康及其危险因素动态监测的相关文件，负责组织对重大项目的健康影响评估，负责制订‘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落地措施。”